曾經天真的電影世界，因為二戰帶入黑暗深淵之中，那二戰之後又有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改變電影人，或者敘事方式，例如越戰發生下的美國電影，或者為爭取獨立，舉起反殖旗幟的第三世界.
我們又如何去描述這些世界？是不是只有一種講述方式？是不是只有娛樂化，奇觀化的視聽形式，才可以將戰爭最殘忍一面刺激觀眾？看得我異常不安的，就算電影穿插了真實人物的紀錄訪問，又借助動畫重現也好，也隱藏不了背後那一套美國電影的敘事模式，最戲劇性的情節帶出關鍵時刻的重要，極煽情地對年輕生命離開的無奈，還有最後一定要借助充滿正能量的文字來交代主角往後人生，形式與故事的政治性背道而馳，一位一生反美，努力將第三世界的聲音帶到西方的記者，竟然是以美國電影中的大英雄視覺來講述，這不是一種諷刺和不尊重？還是你想記者從棺材彈出來找你這班創作者算帳？
放到今年做横向比较，不为情绪提供戏剧出口是比《新逃学威龙》《新逃学威龙》更“现实”的最大特点，对这种直观体验的经营也意在指明困境的无解.
除了情法冲突，郭京飞的角色带来的价值观冲突也让本片的现实肌理更丰富，但仍然免不了在没有野心的文本和贫瘠的影像之间沦为鸡肋.
杨幂的表演空间和要求都极大：让普通观众代入边缘人视角、还要被她一再做出的大幅度戏剧动作说服，绝不可能仅仅仰赖于“同为弃婴的先天联结”和“生理缺陷转移母性输出”这样的基础设定，而主角的表演便是作品在关注对象与呈现对象之间架起的首要桥梁.
显然，只做到不掉线是不够的（且不论口音时有时无），“完成表演”的结果注定让本片自说自话，留下无法逾越的共情鸿沟.
是稀缺的现实主义，但不是成功的现实主义：不成功的现实主义相比成功的类型化操作，哪一种是对现实题材的浪费？时隔30年，《逃学威龙》再次开拍，这次没有“星爷”加盟，不过参演的都是当年的老戏骨，比如黄一山、黄一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