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需要梦，便有了迪士尼.
迪士尼以动画起家，而在现代科技的助推下，动画能创造的内容都正在被一种具有现实感的画面所复刻、取代，这便是真人化的需求，动画存在的意义被削弱了.
不断用新技术去再现旧内容，这是实拍电影的悲哀，却是创作品牌必然所需的重复.
另一方面，在这个时代，动画面临着巨大挑战，动画电影与真人电影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许会在某一天不分彼此.
观众在潜意识里对动画翻拍真人的认同和追捧，也直接了反应了我们对于造梦的需要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造梦工厂越繁盛的时代，越说明占比最大的群体所处的社会土壤有多恶劣.
电影里越被反复表现的，越是我们在现实中所匮乏的.
童真、财富、梦想成真、正义战胜邪恶、从此快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迪士尼带给我们的，全都是我们想要但得不到的.
感谢迪士尼暂时吹走了那根最后压倒我们的稻草.
结尾十分牛逼，深得我心.
这部跟《弗里达》做到了将“人的异化和救赎“的双重主题深刻展现出来，所代表导演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十分清晰.
技术上，剪辑和摄影，还有构思都很强，圄于极低预算，很多段落其实可以做得更好，因此声音作用无形中放大. 电影说的是斯里兰卡意识形态和民族问题造成的冲突困扰了整整两代人，毛主义游击队和泰米尔猛虎组织跟政府军的对峙，如今还加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袭，只能说平民太苦，导演用两个对峙的村庄做为寓意基础，类比《弗里达》也用过的手法——诅咒降临在大地，再也没有后代诞生，来说明冲突是如何将所有人的希望和生活打碎的，同时，寄望对峙的势力和解，才能诞生下一代，但结尾又杀了个回马枪，新一代又被军阀收纳到军队里，《弗里达》继续横行，无边无际的内战黑暗继续笼罩在斯里兰卡头上，论调非常悲观.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弗里达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约阿坎（Coyoacan）街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 她父亲是一位有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生于德国，家族来自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Oradea，二战前是匈牙利属地）；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 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 6岁时就得小儿麻痹，从此成了瘸子. 然而，少年时期的弗里达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 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弗里达就是2000名男生和35位女生的其中之一.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弗里达认识了她将来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当时刚从法国回来，受托在此做壁画. 弗里达深深被他吸引了，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降临于她的感情，她就戏弄他，和他开玩笑，并试图激起画家妻子的嫉妒. 1925年，弗里达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 9月17日，弗里达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 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 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 她后来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 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 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 ”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 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1928年弗里达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里维拉. 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此时他们是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 弗里达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 ”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里维拉夫妇来到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里维拉回顾展. 在这一时期，弗里达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1932年，里维拉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弗里达流产了. 休养中弗里达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 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里维拉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 自此弗里达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 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弗里达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 她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 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 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 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 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 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 ”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 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 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弗里达”，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