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启蒙就其本身而言，无论在社会政治的层面还是科学技术的层面，都与人和社会的自由紧密相关，没有启蒙，没有对自然的控制，也就谈不上主体性建构以及自我持存，《启蒙辩证法》开宗明义：“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23]摆脱恐惧意味着理性与神话的建构，而唤醒世界就是要神话泛灵论的祛除，这显然是以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为底色的。主体凭借概念来把握客体，也就是通过理性祛除神话，通过控制自然建构主体，这就是启蒙的本质和内在的秘密。但是启蒙既是一个主体化和自我持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异化和自我压抑的过程，启蒙精神本身已经蕴含着新的野蛮状态的种子，因此，“启蒙倒退为神话，其原因不能到本身已成为目的的民族主义神话、异教主义神话以及其他现代神话中去寻找，而只能到畏惧真理的启蒙自身去寻找。我们必须从思想史和现实的角度去理解启蒙和神话这两个概念。”在思想史的层面上启蒙精神本身就蕴含着致命性的弱点，而现实中启蒙又与各种非理性的统治以及作为其后果的灾难联系在一起，因而启蒙辩证法是扬弃启蒙理性自身片面性的启蒙的内在批判，是为启蒙提供拯救的新的道路，“以便把它从盲目统治的纠结之中解脱出来”[24]，当然对阿多诺来说，这一批判冲动最终导向否定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