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史与载道相贯相联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已无人否认，当代史家也是时有警醒，但落实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就会不自觉地受其支配。我们知道，中国史家述史虽有以纪事为先的传统，但总要求有一道德理念贯穿其间以为支点，这一取向从宋代起就已十分明显。宋儒尤喜言“道统”，按饶宗颐的意见是最终使史统与道统合一。[42]也就是说，自宋以后记史已很难有什么客观意义上的记载，而是变为载道的工具了。载道又与传统的观念大有关系，在观念史意义上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二者的结合，排他性的功能就大大加强了，凡是不合正统统绪之褒贬标准的历史对象，肯定在被斥之列。这一对史学对象狭隘的认定在近代被梁启超斥为“帝王家谱学”。所以梁氏倡导“史学革命”的首要出发点，就是批评正统史观约束史学研究对象的弊端。[43]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曾专辟“说史料”及“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两节谈历史研究对象的扩大问题，但是对正统史观中采用道德批评的手段对历史事实的是非进行垄断式评价没有做出彻底的反思。一方面梁启超认为，春秋褒贬术所具有的道德批评的严峻，足以使正义之是非转型为权力支配的同义语，所谓“天下岂有正义哉，惟权力是视而已”[44]，以至于历史有可能单调到只剩下一本帝王家谱。对传统史识剪刀的杀伤力，梁启超显然是深有所感，如他评点《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45]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反省清楚或摒弃《春秋》褒贬观的道德批评的内在意义，所以梁启超在扩大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之后，在评判史实时，实质采取的仍是褒贬历史善恶的旧有律法，只不过褒贬的对象由个体扩展到了群体。如在《论书法》一文中，梁启超批评史家记载常常“褒贬一二人，是专科功罪于此一二人，而为众人卸其责任也”。结果只能是：“上之启枭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堕齐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可是紧接着梁氏又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