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章太炎和馆森鸿“一见相善”“以文字订交”，是由于彼此在治学方面有共同点，对复兴古文经学的顾炎武既示钦仰，对戴震的“实事求是”“发明性善”，也感到“精心孤诣”，而表推重。
三
章太炎和馆森鸿的“以文字订交”，还由于他们当时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相近处。
章太炎是在戊戌政变以后认识馆森鸿的。戊戌变法曾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康有为在向光绪皇帝的上书中，多次引述“日本变政”，还专门写了《日本变政考》进呈“御览”。章太炎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赞成变法，指出中国应该“发愤图自强”，“不能惟旧章之守”，主张“以革政挽革命”[19]。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20]对康有为等仍表同情。馆森鸿呢？他“阐明经义，表章人物”[21]，对日本主张维新的人物，每为之立传，如开始注重“西洋学”，读“荷兰书”的青木敦书，通晓西学，明医术，晓天文、舆地，著《俄国志》，译《万国图说》《地球全图并图说》的桂川国瑞，专攻西方医学的杉田翼以至杉田信等，都为撰传。馆森鸿还专门写了《先正传》，认为维新时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吉田矩方、木户孝允等，“其所趋向虽有同异，要之前后辈出，从时势所变迁，备尝艰苦，或殉国泯身，以立大功于天下，向所谓王政维新之业成者，数君子之力为多，余心仪久之”。于是“搜访当时轶事遗闻，立传如干，命曰《先正传》”[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