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和派"们悲观的心理，可能成为其中某些人日后转为汉奸的前兆。
陈公博虽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但他的思想转变已和低调俱乐部渐行渐近。更为重要的是，低调俱乐部已逐渐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有意推汪与日谈和，在领袖和主和这一点上，陈公博与低调俱乐部的"急和派"取得了高度一致。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高陶事件始末》（高陶指后来脱离汪伪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一书的序言中，对低调俱乐部成员和"急和派"如此评价：
这批人士只是一窝清一色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算盘打得太清楚，在英语上叫做ca1cu1ative,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以一种单纯的共同语言，你唱我和，自以为是。
在日渐浓厚的失败阴影中，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和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逐渐丧失了政治判断力。
1938年，日本因战线过长，遂停止大规模军事进攻，转而进行政治诱降。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在上海秘密签订《重光堂密约》，并递到汪精卫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