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人危机与平民教育
在积极从事这些公共事务的同时，陶行知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他的职业和智力方向。在从美国回来以后的几年中，陶行知经历一场重要的个人变化。像其他一些回国留学生一样，他被迫一再强烈地声明他是一个中国人，而竭力抹掉身上的西化印记。1923年11月他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写道：
“知行近日买了一件棉袄，一双布棉套裤，一顶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顶，觉得完全是中国人了，并且觉得很与一般人民相近得多。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