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认为，能够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熔为一炉的学者，侯先生是突出的代表，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一点肤浅的体会。20世纪80年代初，我应《历史研究》编辑部的要求，写一篇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内部分期问题的综述性的文章。关于封建社会史内部分期有许多种看法，侯先生所持之论是一种看法，因此我认真阅读了侯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论》[9]中的一篇文章，即上文提到的《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这篇长文有100多页。我读后非常惊讶，同时也非常钦佩他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侯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而他对社会史却有如此精深的研究。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内部分期是“两分法”。为了证明两分法，他写了100多页的长文来论证他的论点。文章所论，涉及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唐代发生相对变化的特征”，“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及唐代等级制度的再编制”，“中国封建社会农民人格的隶属关系、剥削制度和地租形态及其在唐代的转变”，“唐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分野和党争”等。此外，他还撰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从另一个视角对上述论点做了说明。[10]可见，如果不读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就不能真正读懂他的《中国思想通史》。对于这一点，我们今天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同时我也认为，侯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道路是着眼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这个研究方法和研究道路已经远远超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具有普遍的意义，即社会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近20年来，关于文化史、社会史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风起云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很有生气的表现；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侯外庐先生所说的社会史研究受到了削弱，这是今后大家应当予以关注、予以弥补进而予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