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以看出：一则是“新史学”思潮的影响甚大，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反映了中国史学家求“新”的精神；二则是关于“新史学”的理解或解读，几十年中难得有比较明确的共识，人们往往从自己的认识去说明它。尽管如此，“新史学”思潮对于突破中国传统史学的格局，是有重大贡献的。
2.新历史考证学思潮。这里说的新历史考证学，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考证学而言的。中国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在清朝的乾嘉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世所共知。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考证学在继承、发扬乾嘉考史学派之“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故谓之新历史考证学。新历史考证学的出现，有两个关键，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二重证据法”的采用。王国维正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1925年，他在《古史新证》总论中写道：关于中国古史，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自孔、孟、司马迁以下已注意此事，但都难得到“充分之处理”。“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25]他讲“古史新证”时，所举“地下之新材料”指甲骨文字和金文，而他的《观堂集林》则还涉及汉、唐历史和简牍与写本的利用。可见，新历史考证学不仅发展了传统的历史考证学，而且也显示出跟“新史学”思潮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