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这封信并不是想刺激日本人引起他们的反感。但是日本军队经常用虚假的宣传来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如果信里面叙述的事实说出了日本军队所作出的一些不必要的暴行，那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个人看来，最重要的是这次侵略战争带来的苦难，这苦难因为日军的放纵和愚蠢而加倍，并且让未来继续充满黑暗悲惨的阴影。”
一个星期以后写的一封信，虽然没有前面那封信那样具体详实，但是仍然有引用的价值，因为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情景和那种紧张的氛围，所以我将它引用在下面：
“你离开南京以后所有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学校被迫关门了，教师和学生都去一些安全或者看似安全的地方避难了，只有一些人为了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得不留在南京。中国军队溃败撤退已是不可避免，我们估计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难免发生一些纷乱，甚至抢劫。我们成立了难民区，收容全城的难民。难民区的范围南到汉中路，北到山西路（实际上还要超过山西路，在山西路以北），东到中山路，西到西康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西，穿山前往上海路和汉中路的交叉点）。难民区的西南界线是一条经过神学院男生宿舍的直路。但是我们觉得靠边的房屋应该和难民区范围内的房屋同样是安全的。难民区几乎聚集了南京所有的人民，每一间房子都人满为患。我请估衣廊美以美教堂的牧师到女职工宿舍那边负责，因为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里没有具体的负责人。有牧师担负那一方面的责任我们也放心很多。7100多难民在两所学校避难，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收容约4000人，神学院收容3100人以上。当然有许多人是住在狭窄的芦席搭建的临时棚里面，整个难民区成为了芦席棚的世界。所有的公共机关和私人住宅都被难民占满，没有一丝空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