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内战的紧要关头，胡先生就曾明确提出此一转圜的考量。熊式辉《海桑集》第五编第五节，转载其个人1947年1月9日记，当时熊式辉从沈阳飞至北平，当天和胡适见面，胡适向他谈及时事问题以及解决路径。胡先生所谈要点：其一，军队纪律大不如前。其二，经济之纷乱至为可怕。其三，国民党内部极其复杂，将来必分，不如在蒋介石领导时，任其分为两个党，旧招牌无论哪一部分承继，另一派名目可新设，领袖则暂时可处于超然地位。
胡适的策略，真是动了脑筋，不可谓不聪明。但是套到现实的头上，却不是太紧就是太松，不是太窄就是太宽，总之不大合辙。盖以当时并非没有分立的团体，他所针对的只是一家，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之下，看似妙招，实为拆台。分立的团体，应为自然分化，经一番熔铸接洽碰撞重组，达到自然地分立，而非人力强为之，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来达成良性竞争，结果绝不美妙。此举，一是易招话柄；二是反对者众，吃力不讨好。
再说对现实的考量及对策，他和蒋介石的思维方式、出发点也颇歧异。1938年春季，蒋介石因抗战初起，又考虑战后复兴问题，遂对党派欲加抑制，对党派思想之宣传，欲加羁控。但又不愿出之以鲁莽，遂一相情愿，欲将其他党派融合在三民主义的统一信仰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