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内战的紧要关头,胡先生就曾明确提出此一转圜的考量。熊式辉《海桑集》第五编第五节,转载其个人1947年1月9日记,当时熊式辉从沈阳飞至北平,当天和胡适见面,胡适向他谈及时事问题以及解决路径。胡先生所谈要点:其一,军队纪律大不如前。其二,经济之纷乱至为可怕。其三,国民党内部极其复杂,将来必分,不如在蒋介石领导时,任其分为两个党,旧招牌无论哪一部分承继,另一派名目可新设,领袖则暂时可处于超然地位。
胡适的策略,真是动了脑筋,不可谓不聪明。但是套到现实的头上,却不是太紧就是太松,不是太窄就是太宽,总之不大合辙。盖以当时并非没有分立的团体,他所针对的只是一家,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之下,看似妙招,实为拆台。分立的团体,应为自然分化,经一番熔铸接洽碰撞重组,达到自然地分立,而非人力强为之,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来达成良性竞争,结果绝不美妙。此举,一是易招话柄;二是反对者众,吃力不讨好。
再说对现实的考量及对策,他和蒋介石的思维方式、出发点也颇歧异。1938年春季,蒋介石因抗战初起,又考虑战后复兴问题,遂对党派欲加抑制,对党派思想之宣传,欲加羁控。但又不愿出之以鲁莽,遂一相情愿,欲将其他党派融合在三民主义的统一信仰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