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物评价及其他
《通典》史论也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作为一个有多年宦途的史家，杜佑对执法公正的官员十分崇敬，上文说到他对西汉张释之的评价，就是一例。他对本朝的徐有功也十分钦佩。《刑法七》详记徐有功执法之事，说徐有功处在“周唐革命”之际，“告密之辈，推核之徒，因相诬搆，共行深刻”，“朝野屏气，道路以目。于斯时也，谁敢忠正？”而徐有功“遂于群邪之侧，纵谄之傍，孑然介立，守法不动，抑扬士伍，慷慨朝端，终卒不渝，险易如一。于是酷法之吏，诬告之人，见嫉甚于仇雠矣”。于是杜佑评论说：“详观徐大理之断狱也，自古无有斯人，岂张、于、陈、郭之足伦，固可略举其事。且四子之所奉，多是令主，（自注：‘西汉，张释之，文帝时为廷尉；于定国，宣帝时为廷尉；东汉陈宠、郭躬，章宗时为廷尉：皆遇仁明之主。’）诚吐至公，用能竭节。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武太后革命，欲令从己，作威而作周政，寄情而害唐臣。徐有功乃于斯时，而能定以枉直，执法守正，活人命者万计；将死复舍，忤龙鳞者再三。以此而言，度越前辈。”[118]杜佑评价历史人物，不仅仅是一般地从历史人物的品质或事功去论其高下，而是特别着重于说明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从而加重了评论的分量。同时，他也注意到从历史人物的比较中做出不同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