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湏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本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惟民是虐，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苖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己。”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顾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