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来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及其主要标志。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形成的基础上，步入了它的发展阶段。从整体上看，这个发展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前一个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在这个时期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有些问题的阐发则产生了系统的论著；其二，提出了前一个时期未曾提出的新问题；其三，出现了足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标志性著作。
先来考察第一个方面。
第一，天人关系仍然是最根本的历史理论问题之一。尽管此时的史家、史书还时时称说“天命”，但“天命”愈来愈成为摆设了，人事才是真正被关注的对象。南朝的范晔、唐初的魏徵、中唐的柳宗元，都是否定“天命”的史学家、思想家。由于柳宗元同史学的密切关系，他的《天说》《天对》不仅把“天命”逐出了自然观，而且把它逐出了历史观，“是超越前人的理论”[11]，因而在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南朝的刘邵写出了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人物志》。还有，在重视郡望的门阀时代，各种人物的传记如雨后春笋，表明这是研究人、表现人的时代，“天命”在历史理论的范围内已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和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