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五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夜里，九点二十分左右，我在洗足池北侧的樱山，躲在树后目击一位女性被歹徒击昏，先奸后杀的现场，我很害怕，只能一动不动地看着，因为我只是个软弱的女人。
凶手身材高大、体型魁梧，贝雷帽下露出长发。由于四周很暗，我看不清长相和年龄，不过左肩背着附带脚架的照相机，该照相机在争持之际掉落悬崖下。等一切结束后，凶手爬下悬崖捡拾，但，或许发现已摔坏，啧啧几声之后，毫不惋惜地丢进池内，转身离去。
直到现在，我仍经常为这件事苦恼不已。我当然知道报警说出此事是市民应尽的义务，可是，我害怕，不敢真的这么做。
一个活生生的人因我的检举而被送上绞刑台!虽说是罪有应得，但是，我就是不敢下决心，即使被认为懦弱，我也无能为力。
可是，在饱受苦恼之后，我发觉到一件事，如果我就这样绝口不提的话，自己会一辈子受到罪恶意识所折磨。因此，为了解决此一矛盾，我想到这样的姑息式手段。虽说我是目击者，但是只凭这一点资料，不见得就有助于逮捕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