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一篇名为《什么是反革命》的文章，林林总总、虚虚实实罗列了32项反革命罪名；随后不久，作者觉得尚遗落不少，又列举出21项，总计多达53项，不仅涉及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经济等领域，更泛化到伦理道德和个人私生活、性格、品行等层面，如助长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工农运动、反对联俄联共等固属“反革命”之正宗，连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畏难苟安、委曲求全、阳奉阴违、好逸恶劳、行动暧昧、模棱两可、吸食鸦片、赌博嫖娼，甚至骄傲自信、感情冲动、意志不坚、重视个人感情、抱家庭乡土宗族观念，以及党员不纳党费、不参加会议等等亦被归入到“反革命”行列，普化、激化到几乎令人动则得咎的地步。“革命”与“反革命”被想像成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的对立较量。当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应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之决议后，《国闻周报》即发表评论说：“‘官吏豪绅’四字尚有范围，‘一切反革命者’六字颇难解释。”颇难解释，实指其内涵宽泛无边也。其时《大公报》亦发表社评曰：“国人喜言革命，而不革命者实居多数……乃今之言曰：‘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令人已无回翔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