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初，尚有人表达否定意见。卢梭在《忏悔录》里指责维尔内是诽谤短文《公民感受》的作者，维尔内气愤之余忍不住反击，克拉帕莱德（Claparede）是维尔内的朋友，同样斥责卢梭行文不得体，诽谤朋友。[220]这一类的批评局限于私人世界，未进入公共空间，所以没惹麻烦，但类似的言论在这一时期已很少见。“自由”“平等”是威慑性的话语，革命家根据“自由平等”与“反对自由平等”等修辞区分人的政治身份，反对卢梭就意味着与革命为敌。在偏执的政治道德的监视下，只有赞美才合乎时宜，而批评卢梭，不论意图如何，都是在对抗自由平等。他的批判者不得不沉默，心中有愤怒也不敢公开。
主导恐怖政治的不都是成熟的革命家，也不一定有独立的品格，他们要依靠死去的卢梭，不考虑他的生存处境就对之虔诚地服从。旧制度的暴力基因在法国革命家的身上涌动，他们需要敌人，一旦敌人被塑造出来，破坏的愿望就不可阻挡。他们对敌人才这样，对待普通民众却是友善的，因为民众的目光里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他们要投其所好，然后从欢呼声里获得合情合理的存在感。法国资产者（律师、商人、工场主、印刷商）本在旧制度权力体系之外，突然间有了最高权力，这是他们所梦想的，一时间却不知所措，担心不为人承认，又害怕被敌对者篡夺，就急切无度地行使权力。在至美、至善的上帝眼里，他们是一群打闹的孩子，上帝要他们松开拳头、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他们会那样做，法国的政治意识也不会失控，但那时候上帝不见了，他们都相信自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