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构，至多也不过是个使人怀旧恋昔的肖像。[10]
在如此破毁现代主体的激情运动中，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基于现代框架所做出的研究也受到了质疑。比如持后现代倾向的历史学家就认为，新儒家对儒学道统延续性的诠释正像一幅怀旧恋昔的肖像，因为道统本身是一个被建构的对象，而不是一个由良知支撑的统一连续体。余英时视道统谱系为支撑士阶层精神命脉的千年理想形态，并没有得到多少历史经验的有力证明。在后现代的视野里，儒学的各种观念和行为表现形式，常常是在某一具体历史场景中，为应对某些特定问题（社会的、政治文化的）而建构起来的。但这些展现思想形态的历史时空并不一定按照循序渐进的目的论规则发展，一旦具体语境消失，建构的舞台撤去，儒学作为大戏的主角也就会下台收场，或转换门庭。
受“后现代”影响的史学家正是不满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观念史演绎法缺乏现场的“舞台感”，与“经济决定论”式的历史研究一样具有“化约论”的嫌疑，由此主张与其无望地寻求观念史框架内的普遍意义，不如转入寻觅显现当事人所处的特定脉络，[11]也就是提倡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