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把“性善”与“怀私”统一起来，认为人之怀私属于道德行为，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他说：“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则说，信则人任焉。”[85]若“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86]。顾炎武把“人情怀私”视为人生正当的“常情”，而“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都是以“人情怀私”为依据的。就好比天子关心百姓，不如关心自己那样周全，臣民“效死”的行为，也不是为君王而是为自身的私利一样，人人都有自私自利之心。如果帝王能够考虑到百姓皆有其私，而且能够顺应和利用这种“怀私”，并“合天下之私为天下之公”，国家就大治了。
顾炎武“合私成公”的思想，实质上是对旧道德说教虚伪性和荒谬性的一种揭露。他认为，口头上宣扬“以公灭私”，行动上却在“以恤其私”，是口是心非、骗人的。在关于个人之私与天下之公的关系上，他与黄宗羲一样，具有肯定自私、尊重个性、崇尚自由的思想萌芽。
王夫之从其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出发，对以往的人性论作了批判和综合。他提出“性者生理也”的命题。“生理”是指人类整个生命、气质所包含的理。在他看来，不管是物还是人，其本质都是由气规定的，因此，理不能离开气，性即气即理：“夫性即理也，理者理乎气而为气之理也，是岂于气之外别有一理以游行气中者乎？”[87]这是说，性是气及气的理，没有离开气的纯理，也没有离开气的纯乎理的性。王夫之进一步认为，所谓性，是由气化生成的具体形质之性，因此又不可以离开形质而言性，因为“质者，性之府也；性者，气之纪也；气者，质之充而习之所能御者也。然则气效于习，以生化乎质，而与性为体，故可言气质中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以外，别有一气质之性也。”[88]这表明气质中的性与本然中的性是相一致的。他针对程朱气质之性的论点批评道：“所谓‘气质之性’者，犹言气质中之性也。质是人之形质，范围著秆生理在内：形质之内，则气充之。而盈天地间，人身以内人身以外，无非气者，故亦无非理者。理行乎气之中，而与气为主持分剂者也。故质以函气，而气以函理”，“是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89]。在这里不难看出，王夫之虽然沿用程朱关于“性即理也”、“气质之性”等旧命题和范畴，但都给予了新的诠释，注入了气一元论的内容，明确否定宋儒关于“气之外别有一理”和气质之外另有一“本然之性”的谬论。尤其是他提出，大而言之，虚空皆气，离气更无他物；而质者为气之凝，理者乃质之所然，性者则气之理也；就天而言，曰道；就人物而言，曰性；就天授以人而言，曰命等主张，从而把气、质、性、命、道、理看成是一个事物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则是十分精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