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对于黄老学说的热心，虽不及他的皇后；但他一生行事，确是守着道家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他慈，他废除“收孥相坐”(罪及家属)的律令；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废除“肉刑”(残毁人体的刑);废除“秘祝”(掌移过于臣下的巫祝)。他首颁养老令，每月以米和酒肉赐给八十岁以上的人；他甚至把人民的田赋完全免掉(后景帝时恢复)。他俭，他身穿厚缯，有时著草鞋上殿；他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帐无文绣。有次他想造一座露台，匠人估价需百金，他便道这是中人十家之产，停止不造。他不肯为天下先，所以一任北边的烽火直逼到甘泉；所以酿成淮南王长、济北王兴居的叛变；所以养成吴王濞的跋扈，为日后七国之乱的张本。他的一朝，只有消极的改革，没有积极的兴建；只有保守，没有进取；只有对人民增加放任，没有增加干涉。不独他的一朝，整个汉初的六七十年也大抵如此。
但汉初，尤其是文帝时代，黄老思想之最重要的影响，还在经济方面。自从春秋以来，交通日渐进步，商业日渐发达，贸迁的范围日渐扩张，资本的聚集日渐雄厚，“素封之家”(素封者，谓无封君之名，而有封君之富)日渐增多，商人阶级在社会日占势力。战国时一部分的儒家(如荀子)和法家(如商鞅、韩非)对这新兴的阶级，都主张加以严厉的制裁；儒家从道德的观点，痛恶他们居奇垄断，括削农民；法家从政治的观点，痛恶他们不战不耕，减损国力。商鞅治秦，按照军功限制人民私有田土、奴婢的数量和服饰、居室的享用。这是对于商人的一大打击。但他这政策后来被持续到什么程度，还是问题。始皇曾给一个擅利丹穴的富孀筑女怀清台，又使牧畜大王乌氏倮岁时奉朝请，同于封君；他和大资本家是打过交道的。但至少在灭六国后，他对于一般商人是采用法家的方略，他在琅琊刻石中的自豪语之一是“上农除末”。在兵役法上，他使商人和犯罪的官吏同被尽先征发。秦汉之际的大乱，对于资本家，与其说是摧残，毋宁说是解放；因为富人逃生，照例比贫民容易；而勾结将吏，趁火打劫，尤其是乱世资本家的惯技，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事。高帝登极后第三年(前199年),便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缔、纻、厨，操兵，乘(车),骑马”。 (高帝又尝规定商人纳加倍的“算”赋，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史不详在何年，当去此令不久或与同时。)假如大乱之后，富商大贾所余不多，则这样的诏令根本没有意义，决不会出现的。此时此令，表示连纯驷马车也坐不起的新兴统治阶级，对于在革命历程中屹立如山的“素封之家”,不免羡极生妒了；高帝此令在商人中间必然惹起很大的忿激。所以过后两年代相陈豨作反，手下的将帅全是商人。但高帝死后不几年，道家放任主义的潮流便把他的抑商政策压倒。关于商人服用之种种屈辱的限制给惠帝撤销了。“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的禁令，虽在文景之世犹存，恐亦渐渐的有名无实，在武帝即位之初，十三岁为侍中，后来给武帝主持新经济政策的桑弘羊便是洛阳贾人子。道家放任主义，在经济上之重要的实施莫如文帝五年的取消“盗铸钱令”(此禁令至景帝中元六年始恢复)。于是富商大贾，人人可以自开“造币厂”,利用奴隶和贱值的佣工，入山采铜，无限制的把资本扩大。结果造成金融界的大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腾，人民和政府均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