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们的观点，这两个有关人类社会性和认知相互关系的解释都有用，并且大体是正确的。但我们把焦点放在了思维背后涉及的具体过程上，在细节层次上相对更为精确地描述了行为协调（合作）和意图状态协调（合作交流）在两个演化阶段可能如何呈现于人类，以及人类可能如何借助新形式的思维（采用新形式的认知表征、推理和自我监控）解决它们。早期人类不仅需要记录社会关系和向他们的幼儿传递有用信息，也额外迫切地需要借助社会协同应对面临的多种不同生存挑战。具体来说，他们发展出了包括在合作和习俗交流中递归地概念化他人的能力在内的多种不同共享性意图技能和动机。社会协同和人类思维的这种分离在塞拉斯（Sellars，1962/2007，p.385）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描述：“概念化思维不是偶然地传递给他人，如同移动一个国际象棋棋子的决策不是随机的，它代表了棋局中两个个体的行动表达。”
所以，作为对我们解释的一般总结，让我们把焦点放在随自然史不同阶段出现的社会性和思维的关系这一具体问题上来。主要结论或许可以用四个一般化命题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