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经济状况
人民的经济状况，从乾隆中叶以后，久已患贫。加以嘉、道、咸、同之世，内乱迭起，蔓延的区域既广，绵历的年代尤长。战争之际，杀戮之惨，破坏之烈，诛求之酷，实在使人民的经济，受着更大的创伤。[8]然而此等内乱，并非历史上所没有。苟无外力的剥削，休养生息数十年，元气就又恢复了，这亦是数见不鲜的例。而当这时代，外人的经济侵略，又日甚一日，我国民就更无喘息的余地了。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剥削后进之国，亦有其一定的程序的。大概先用粗制品和纤维工业，破坏其家庭工业和手工业，再继之以重工业，后进之国，就要殖民地化，甚而成为次殖民地了。中国当五口通商前，输入的棉织品，还不甚多。此外大呢、钟表等，只是较富裕的人所使用，并非国民生活所必须。输出入虽略有差额，[9]合以他种款项，国际收支上，我们并非处于不利的地位的。直到鸦片的输入大增，我国无此巨量的出口货和他相抵，才要输出现银去还债。五口通商以后，输入之品，渐渐变为棉织物、煤、铁、煤油等日用必需之物，其情形就严重了。入超之数，在光绪初年以前，还不过几百万两。后来逐渐增加，到清朝末年，竟达到20000万两。我国的关税，既因其为协定而不能用作壁垒。《中日和约》又许外人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并其运输之费，和内地所收税项，亦规定和国外输入之货一律，我国新兴的工业，就更难和他们竞争。资本从利息低处流向利息高处，劳力从工资低处流向工资高处，这是经济上自然的趋势，无可遏止的。于是外人竞谋向我国投资，而我国的劳工，则纷纷出洋谋生，成为资本和劳力对流之象，投资的因为要求安全，还要求发展，就不免要干涉到债务国的政治，于是清朝末年，铁路矿山等借款，无不含有政治意味。而华工出洋谋生的，虽为外国资本家所欢迎，又为其劳工所厌恶，到处受人压迫，华人谋生之路，就更形窄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