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作品很少成为历史事变长河的成分和部分，相反，它经常为这一长河所淹没，必须艰难地等待一个更为纯净的观察者，从而重见天日（保存和重新发现）。所以，对精神文化内涵的最大误解莫过于将它看成是时代及其生活和所谓“精神”的单纯表现（历史相对主义：黑格尔、孔德、施本格勒）。当然，一部作品可能会为某一历史学家当作时代利益本性（即我们更习惯说的“时代精神”）之单纯象征和符号而做出不同的阐释并加以滥用。然而，这种滥用之所以可能，并非基于那些使之成为天才的精神文化经典作品的特征，而是基于另一些遮蔽着它的固有本质的特征。不同种类的所谓时代精神（时代利益领域）也许会通过它们对待现存精神文化内涵的态度和它们对这一精神文化内涵的此一或彼一部分的反应而获得某一确定特征（时代利益之“利益视角”）。例如，18世纪英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对莎士比亚戏剧所采取的态度，伏尔泰和休谟对它的评价，对它本身的价值并不重要，但是，这些评价在实际上却是18世纪的时代精神所深切关注的。与精神性文化作品相比，“时代精神”是一种对精神文化作品的某些部分、某些方面和某些特征的本能性（而非专断性的）总体关注，而“时代的儿女们”从本性上必然对此——正是由于这种关注并非专断性的——没有自觉的认知。时代精神的方向犹如催眠术式的暗示，犹如强迫观念，犹如马的眼罩（如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时代精神在更大程度是遮蔽、而不是证明和揭示了现有精神文化中的完整内涵。它犹如雾霭，犹如混浊的介质，人们如要达到精神文化本身之内核，就必须穿透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