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韦檀多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注解它的经典的人，不能不承认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是从古印度先贤们同样的基础之上引出他们的卓越理论的。[22]
而有鉴于此，徐达斯才说道：“那么，整个西方哲学史是否需要进行价值重估？”
历史的事实则是，这种“重估”的工作早就有人起步了，那就是德国19世纪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借着叔本华，尼采与印度哲学发生了密切关联。[23]他一登上西方的哲学舞台，其对价值的重估、对偶像的扫荡，几乎如摧枯拉朽一般锐不可当。尼采锋芒所向，最典型的就是苏格拉底与耶稣，换言之，他指向了整个西方哲学与宗教的心脏地带。
但徐达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定尼采对基督教的批评，实质是对耶稣未竟工作的完成。他以为，让上帝死去的并不是尼采，尼采只是揭开了那个“神圣的谎言”，宣布保罗式上帝的死亡：“在保罗那里，有的不再是一种新的实践（像耶稣本人指点和教诲的那样），而只是一种新的崇拜仪式、一种新的信仰、一种类似于奇迹的变形（通过信仰得到救赎）。”于是，尼采大声宣告：
一个替我们赎罪而死的上帝；一种由于信仰而得到的拯救；一种死后的复活——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胡说八道。[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