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持续到北宋神宗年间时，已经是积重难返了。根据史载，神宗继位之后得到的第一份国情报告就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立国百年以来的积累，到现在只剩下一本空簿子了。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对登基时年方20岁、血气方刚又雄心勃勃宋神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为此宋神宗先后求教于前宰相富弼和一代名士司马光，然而富弼的回答却是“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安内为先”，司马光的回答也仅仅是“官人、信赏、必罚”六字。对这样空泛的言词，神宗大为失望，对朝廷旧臣也失去了信心。其实，自宋仁宗庆历、嘉祐年间以来，许多当世名士都抱有“常患法之不变”的变革思想，如文彦博、韩琦、苏轼以及王安石等有识之士，他们要求变革的呼声从未间断过。这些要求变革的名士中，王安石是一个主要代表。早在嘉祐年间，王安石还任度支判官时，他就是曾试探性地向仁宗上过一次“万言书”，在万言书当中王安石所构想的一些变法思想已经初露端倪，只可惜最终万言书没有受到仁宗皇帝的青睐，但这已经奠定了王安石作为变革派领袖人物的地位。到神宗即位时，王安石已经名满天下30年，而舆论都认为“介甫（王安石的字）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神宗皇帝早就知道王安石的名望，所以即位之初就召他进京，出任翰林学士。神宗对王安石青睐有加，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声望，还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与神宗自身对变革的需求不谋而合。北宋神宗熙宁二年，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当时的宰相陈升之和王安石共主其事，策划和制订新的法规和政策，这就正式揭开了熙宁变法的大幕。熙宁变法主要划分为理财、强兵、育才三个方面，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富国强兵。客观地说，熙宁变法虽是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但改革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丝毫没有触及政治领域那些根深蒂固的弊病。变法的着重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因而其最大的成就也就是国家财政状况的明显好转，但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普通贫苦百姓来说，这次变法反而加深了他们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