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那位艺术家说，‘您大概是指《伊萨贝拉》《菲丽斯》和《亚历杭德拉》吧。’
“‘就是它们，’我说，‘这些剧目保持了自己的艺术特性，可并没有因此不受到人们的喜欢。因此，不能怪老百姓非要看那些胡编乱造的东西不可，而要怪演员们只会演那些东西。的确，《恩将仇报》就没有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努曼西亚》也没有，《多情商人》也是如此，《可爱的冤家》就更别提了。还有一些很有水平的作家编的一些剧目，作者出了名，演员得了利。’我觉得他听了有些动摇，却并没有因此被说服，自然不肯抛弃他的错误观念。”
“您一谈到这点，牧师大人，”神甫说，“就勾起了我对现在风行的喜剧早已形成的愤恨，就像我现在对骑士小说的愤恨一样。我觉得喜剧应该像图利奥说的，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世俗的典范和真理的再现。可现在上演的这些东西都是荒诞离奇的反映、愚昧的典范和淫荡的再现。戏的第一幕第一场里还是个幼稚无知的女孩，第二场就成了老态龙钟的男人，还有什么比这更离奇吗？剧目向我们表现的是老人勇敢，年轻人怯懦，用人能言善辩，侍童足智多谋，国王粗俗鄙陋，公主为人浅薄，难道还不荒唐吗？他们是否注意到了剧目情节的时空呢？我曾看过一出喜剧，开始第一场演在欧洲的事，第二场就到了亚洲，第三场结束时已经跑到非洲去了。假如有第四场，那么肯定演到美洲去了，这样世界各地就都演到了。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