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成都大概只住了一年多。1940年春，我离开了成都，以后未再见到他，也没有联系。
直到1979年，我读到他在《新文学史料》上写的为鲁迅给他和萧红的书信所作笺释，才知道他在北京。那时，我还在外地。来京时去看他，谈到在成都时的情形，我问他怎么去了《成都新民报》的。因为那是一家地方势力办的报纸。他说是周文同志介绍他去的。我没有再问下去，但很明显，他和周文同志认识也是因为鲁迅的关系。至于怎样离开成都，他说，是由于当时发生的“抢米风潮”。这事我知道，我也是那时离开成都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滥发钞票，通货膨胀；投机商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物价飞涨。1940年春，成都竟然买不到大米。愤怒的市民砸了一些关门拒售的米店。国民党反动派就借口封闭报纸，抢（枪）杀了当时成都最畅销的《时事新刊》报的记者朱亚凡，车耀先同志也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这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尾声。当时很多人都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