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133]
曹操“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的政策，直接影响到品评人物的传统准则。建安二十年（215），曹丕根据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贯彻“唯才是举”的原则，把“才”分为九等，按等选用。其后，司马懿控制曹魏，以各州世族为大中正选拔人才，以门第为高下，此即“九品中正制”。可见，魏晋南北朝虽重品评人物，而其品评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尽管如此，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品评人物的风气，仍然促进了历史思想的发展，丰富了人们认识历史人物的理论。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一是三国时魏人刘邵所著《人物志》[134]，一是前面已经论述到的范晔《后汉书》的人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