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史学评论，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不同于人们对史事或一般历史人物所作的评论即史事评论。其实，如若从广义上来理解的话，上述两种评论都可以称作历史评论。不过为了讨论问题和说明问题，还是把它们略作一点区别为好。[3]
当时，我试图以“史事评论”来跟“史学评论”相区别，而以“历史评论”作为一个总的概念。这样讲，究竟准确不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这两个例子表明：在史学工作中，有关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之相互联系和区别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着的，也是经常会碰到的。
历史和史学不是一回事，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对史学的研究也不是一回事，这都是不难理解的。从事物的发展过程来看，先有历史尔后乃有史学；从人们的认识活动来看，先有对历史的研究尔后乃有对史学的研究，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中国学人之开始研究历史，至晚亦当从孔子作《春秋》算起，降至司马迁撰成巨著《史记》，则对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一家之言”了。人们从对历史的简单记忆、口耳相传而发展到研究历史、撰写历史，这是人们在认识历史方面的一次飞跃。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在历史理论上已初步形成了一些体系。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虽未能完全跳出唯心主义的窠臼，但主要是研究历史的发展和各种不同阶层、身份的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通古今之变”，这是司马迁历史理论的核心，即着重于讲社会历史的变化。“变”的思想，贯穿于《史记》全书，而于十“表”的序体现得最为突出。司马迁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认为对于一个时代的开端做认真的追寻、分析，再仔细考察它的末尾，人们是能够从盛世看到衰落的征兆的。司马迁在讲历史变化时，还注意到社会经济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在《史记》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里看得很清楚。此外，司马迁对地理环境之影响于社会风俗、生产力发展，也都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看法，等等。司马迁的主要功绩是对历史做“通”与“变”的研究。但是，他的“成一家之言”表明在历史撰述上要开辟新的途径，却也包含着对史学问题的探讨。例如，《史记》诸“表”序，大多还涉及作者对所撰史事之材料来源的说明，以及作者是怎样选择和运用这些材料的。而《太史公自序》里对《春秋》的评价，则已经广泛地讨论到史学的作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司马迁诚恳地认为：“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是把史学工作作为一种神圣的职责来看待的。像司马迁这样，以研究和撰述历史为主，同时也论及一些史学问题的史学家，历代都有一些。不过，他们都还没有把史学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来看待。这种情况，到了唐初开始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