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曾经从欧洲自我塑造的角度颇有创意地指出：欧洲现代性的扩展是通过把亚洲对象化来定位自我的存在的。因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保持自我，同时也是朝着时空扩展的方面而保持自我的。进步的观点和与之相应的历史主义思想于是便首先在现代欧洲被确立。现代欧洲通过自我扩张——自我确立——自我保存，来获得理性的胜利。竹内好说：
因为欧洲只有在“欧洲的前进——东方的倒退”的过程中才能成其为自己，因此只有在它前进的瞬间，这种思维形式才是妥当的。而这一切被认为具有真理性是从瞬间永存的努力（运动）中得来的。毫无疑问，这对处于“欧洲的前进——东方的倒退”过程中的东方来说是不合适的。[13]
而就东方本身的现代性定位而言，“过去的东方既没有理解欧洲的能力，也没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东方并改变它的是处于欧洲的欧洲性。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包含到了欧洲之中，不仅欧洲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就连东方也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14]
竹内好提及的问题是一旦进入现代，东方的自我定位即是在“欧洲性”中得以实现的。近代中国人也大多习惯从西方现代性的镜子中照出自己的一脸无奈。在这种观镜的对象化体验中，至少中国知识人已经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代理念的代言人。所以从社会史的角度立论，如果我们的研究要显示自身的个性，就不仅需揭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作为外在控制力量塑造“新东方”形象时体现出的动力机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尽量恢复中国社会与文化在被纳入“欧洲性东方”体系之前所呈现出的实际面貌。否则，当我们在审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现代性观念时，仍会不自觉地把中国重新置入欧洲对世界体系的想象建构中加以理解。所以在笔者看来，仅仅揭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系统所伴随的“东方式想象”，或论析现代国家与这种想象的共谋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揭示出“中国”在进入这一想象性系统之前何以会处于那样一种历史状态——尽管这种历史状态同样是被多重权力所建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