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笔者的理解而言，布迪厄对“中层理论”的批评，正是社会学对内部脉络进行反思，进而发起新的方法论变革的结果。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由大量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6]但对于“场域”的研究不应该只限于内部经验式的考察，并据此厘定自己“中层理论”的对象范围，而是要看到“场域”的界限是由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作用所决定的。因此，“中层理论”恐怕只能看到“场域”内部的存在方式，而无法洞悉“场域”之间权力关系的复杂纠葛。但是，布迪厄仍强调，“场域”的界限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7]而布迪厄本人的理论建构也是经过大量的经验研究方才完成的。他的主要著作如《区隔》《学术人》《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都是经验实证研究的范本之作。因此，布迪厄对“中层法则”的批评，主要是因为它出于对宏大叙事的反叛而又有过度的实证主义之嫌。但“中层理论”基于经验研究构筑中层理念的基本取向却并未被完全放弃。“场域”“惯习”“文化资本”等概念的不断出场，仍体现出“中层理论”的某种风格，只不过其界定更倾向于把研究对象放在权力互动的关系网络中，而非在内部结构的实证研究中加以把握。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的继承关系。这就保证对“中层理论”的反思完全不会重新走向对“大理论”的简单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