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会冲突是追求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大多数杜威教授的门徒所信奉的观念就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行之有效——这一观念认为我们对社会的拯救取决于社会生活中“实验过程”［2］的发展，这与自然科学中实验主义的发展很相似。在社会斗争中相互冲突的各个社团都要求有士气，而士气又产生于正确的教义、信条和潜存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非常简单的感情因素。所有这些至少同实验的科学精神一样在拯救社会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从事工业生产的阶级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现代教育家的“实验方法”，这一阶级就不可能摆脱统治阶级的支配而获得自由。如果这一阶级能有足够的力量去同强权抗争，他们与其相信客观公允的科学会给他们带来权利，还不如坚信正义和他们的事业必定会获得胜利。他们在确定其社会目标以及选择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时是非常科学的，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动力与勇气，这不是科学冷酷的客观性所能奏效的。现代教育家像从前所有的理性主义者一样，非常迷恋理性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历史中的世界，特别是人的群体行为中的世界，绝不是理性所能治理的世界。理性只能作为一种工具，它本身就要受到非理性力量的驱使。
社会学家不是都像教育学家那样去理解现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他们通常是从不同“行为方式”冲突的结果来理解社会的冲突；他们认为只要冲突的双方都同意让社会科学家为其提供一种更完善的双方都需要的公正的新行为方式，社会的冲突就能够被消除。他们完全忽视了自我利益是社会冲突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教育学家没有区别。基姆博·扬格（Kimball Young）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