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陶行知早期“教育救国”思想具有重视试验的特征。陶行知不是简单照抄照搬，生吞活剥西方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而是力求与中国教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结合的中介就是教育实验。尽管业已证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是成功的，但是，在西方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这是中西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国情决定的。西方的经验在中国能不能取得成功，要通过实验来说明。西方社会的飞速发展，教育助了“一臂之力”；而教育之所以能如此，应该说得益于教育实验。他说，“欧美之所以进步敏捷者，以有试验方法故”；“近二百年来，教育界之进步，何莫非由试验而来？是以泼斯太泰来齐（Pestalozzi）试验幼子，而官觉之用以明；赫耳巴尔忒（Herbalt）设研究科，而统觉之理以阐；福禄伯（Froebel）创幼稚园，而游戏之效以著；杜威（J.Dewey）之集成教育哲学，也以试验；忒耳诺泰刻（ Thorndike）之集成教育心理也，亦以试验。”这些无不说明，“今日教育界所视为金科玉律者，何莫非昔贤屡试不爽之所遗留哉？是故试验之消长，教育之盛衰系之。”[7]正因为教育对美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效用，因此美国设有很多教育研究单位，充满着试验精神。他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 一文中指出：“至于今日，凡著名大学，莫不设教育科，其时试验教育心理者以百计。其试验机关与从事实地试验教育之人，几无处无之；其试验精神之充塞，可谓盛矣。”所以美国社会飞速发展，“岂偶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