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它以血淋淋的事实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端，使一些对文明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的西方人，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将眼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东方和中国文明。因之，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重视和弘扬，成为西方不少思想家、学者和知识青年普遍的精神关怀。在这方面，文化巨人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思想颇有代表性。1920—1921年他应邀来华讲学，回国后出版《中国问题》一书，书中坦承，他在苏联旅行之后，是带着“西方文化的希望日显苍白”的“疑惑的痛苦”，开始中国之行，“去寻找新的希望的”。而中国也并没有让他失望。在该书里，罗素激烈批评了西方人推崇竞争、开发、永无止境的追求和一意破坏的人生观，热情赞美了中国人崇尚礼让、和气、智慧和美，懂得真正人生之乐的文化精神，认为这些精神品质正为“现代世界所急需”。他站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看待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优长，反复强调，文化交流对于中西双方都很必要，“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要少得多”。在书中，罗素对中国文明和中国民族性也有诚恳的批评，不过，向西方阐释中国文明的价值，以供西人反省借鉴之用，无疑是该书的主体倾向。它凝聚了哲人心胸高阔、灼见深远的文明之思。这样一种思想，既是西方中国文化热的体现，又对这种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