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清末责任内阁制的异化，关键在国会的缺位。其实，立宪派早就意识到国会当与内阁并行，甚至国会重于内阁。例如，杨度认为，国会对于内阁“违法”与“失政”两方面的责任有纠弹之权。“以此纠弹制度论之，则有国会之国，其政府虽欲不为责任政府而不能，故曰非责任政府能发生国会，实国会能发生责任政府。国会者，改造责任政府之武器也。”“无国会必无责任政府，此如车之两轮，今无其一，宜其一之亦不行也。”[66]国会请愿运动时，尽管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均主张国会与内阁并立，但清廷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奕劻派势力则出于集权与专权的考虑，玩起了先设内阁后开国会的花招。时论以为：“无国会而有责任内阁，则内阁所负之责任，对于君主而负责任，人民并不得监督之。以视立宪国之责任内阁，不亦大相违异乎？”[67]结果，奕劻内阁虽然成立，但并没有国会作为相应的权力监督机关，因而从其内部人员结构到实际职责功能，均不过是军机处的变相而已，根本不能体现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袁世凯内阁成立时，虽然有《宪法重大信条》明确规定“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赋予了资政院暂代国会的法理依据，但这只不过是给袁世凯内阁披了一层法理的外衣，事实上资政院也不可能真正地履行国会监督内阁的职责，因而也根本没有改变袁世凯内阁擅权专制的实质，最终却使清王朝自己成了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