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文本之外的这五个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以是双向的，它们之间是一对多、多对一的复杂关系，并且互相改造和促进，“一般生产方式、文学意识形态与一般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及文学生产方式之间的双向连接是可能的，例如，一个一般意识形态范畴当可以被审美意识形态改变成为某种文学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成分时，又可以与一般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发生冲突，它本身还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重现”③。对伊格尔顿而言，文本生产的这六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这也决定了文本的复杂性和文本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一般而言，文学文本就是在这些因素的互动中逐渐被建构起来的，但是在产生的过程中，文本不是一个被建构的产品，它也具有主动性和张力，通过建构过程对其外部的各种要素发挥作用。伊格尔顿指出，文本既内在的隐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其生产的同时也进行着意识形态的生产，即文本生产也“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生产”①。这就揭示了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对与其相类似的戏剧生产的分析予以揭示，“文学文本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意识形态也不是社会阶级的表达。文本是某些方面类似于戏剧生产的意识形态生产”②。这也就说明，文学文本既区别于意识形态的生产，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共同导致了文本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性和间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