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格之宗教—哲学论辩的终结
费尔巴哈1843年致信马克思说，他在1835年对斯塔尔进行批判，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政治的需要而非哲学的需要。但实际上，他的论文打开了一个关口，自此之后开始涉及谢林实证哲学提出来的哲学和神学问题。对斯塔尔的批判，构成了他对将神学与哲学混为一谈的愚蠢行为进行指证的首要工作。在其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著作中，神学与哲学混淆的问题也成为讨论的中心主题。1835年，费尔巴哈将神学与哲学的混淆看作是披着理性外衣的、玩世不恭的神秘主义企图；尔后，他越来越认识到，这是所有思辨哲学都有的一种基本定向。在对莱布尼茨以及贝尔的历史性研究中，费尔巴哈发展了对现代哲学进行否定性评判的维度。但在1838年，费尔巴哈又回到了谢林的实证哲学上。他认为，这种哲学就是标志着当代德国哲学走向的“相信无信仰”或者“不相信信仰”的一个典型范例。在对实证哲学的评论中，斯塔尔批判中的许多议题又得到了重复：自由与意志之独断践行的错误平行[104]，有神论的人格观念之分化的、反社会的后果[105]，以及根据有限的人格条件来构设神时造成的悖论性的制约。费尔巴哈1838年对实证哲学的批判，与之前的论文相比走得更远，这不仅表现在对批判术语的使用上，同时也表现在对人格主义之实质的解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