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伤势使我无心关切多大事情;对面的红头发整夜的叫嚷,阿尔及利人多伊多替我们送糖果来,说:“喂!好么?喂!”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一些了。但我很熟识邦梭,因为我的手臂在床沿上安放妥当之后,只要抬起眼睛,就可望见邦梭,他是我天然的视线。
邦梭也在受难,但跟我不一样。我犹如一个产妇:挨一次苦,我就觉得向复原走近了一步。至于邦梭,刚刚相反,一切新的痛苦都加重他的虚弱。每天早上,担架夫来迎接我们。我多半躺担架,邦梭总搭“慢车”。我们在绷扎室中重新碰面。当然我的手臂决不好看,但比起邦梭的大腿,已经是一件可爱的东西了。他的伤口是一个其丑无比的窟窿,放得下一顶军帽,一大块惨绿色的伤,底里是碎骨头。
这间顶顶大名的绷扎室里的情形,毋需对你说得;我自己也在那边大叫大嚷过来,但老实不客气,我并不因此脸红,多少人叫过喊过,从我的邦梭算起,连最勇敢的也难免。
换好绷带以后的一忽儿,是一天之中最美妙的时间。白里昂太太跑来弄给我们吃,噢!东西是不多的:一枚鸡子,一些汤,几颗葡萄。白里昂太太,那是我最美的战时回忆之一。娇小纤弱如少女,生着一对怯生生的大眼睛。她才不装出那种丈夫气概呢。只消你一叫,她眼睛就红了,含着泪水,你终于不得不忍住,免得使她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