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伤势使我无心关切多大事情；对面的红头发整夜的叫嚷，阿尔及利人多伊多替我们送糖果来，说：“喂！好么？喂！”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一些了。但我很熟识邦梭，因为我的手臂在床沿上安放妥当之后，只要抬起眼睛，就可望见邦梭，他是我天然的视线。
邦梭也在受难，但跟我不一样。我犹如一个产妇：挨一次苦，我就觉得向复原走近了一步。至于邦梭，刚刚相反，一切新的痛苦都加重他的虚弱。每天早上，担架夫来迎接我们。我多半躺担架，邦梭总搭“慢车”。我们在绷扎室中重新碰面。当然我的手臂决不好看，但比起邦梭的大腿，已经是一件可爱的东西了。他的伤口是一个其丑无比的窟窿，放得下一顶军帽，一大块惨绿色的伤，底里是碎骨头。
这间顶顶大名的绷扎室里的情形，毋需对你说得；我自己也在那边大叫大嚷过来，但老实不客气，我并不因此脸红，多少人叫过喊过，从我的邦梭算起，连最勇敢的也难免。
换好绷带以后的一忽儿，是一天之中最美妙的时间。白里昂太太跑来弄给我们吃，噢！东西是不多的：一枚鸡子，一些汤，几颗葡萄。白里昂太太，那是我最美的战时回忆之一。娇小纤弱如少女，生着一对怯生生的大眼睛。她才不装出那种丈夫气概呢。只消你一叫，她眼睛就红了，含着泪水，你终于不得不忍住，免得使她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