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晚年，治国指导思想有所变更，“不悦儒术，崇尚刑名”，认为官学学生虽多，但多而不精，未能培养出“德为代范、才任国用”之才，仁寿元年（601年），下令废天下学校，只存国子学一所。隋炀帝时期，虽也曾力图恢复办学盛况，但隋亡太速，这次兴学热潮也告流产。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非常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唐高祖李渊一即位，就下诏令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立额招生，郡县分上、中、下三等，分别规定了其立学招生的名额。武德七年（624年）又特别下诏，“州县及乡，各令置学”[2]。
隋唐官学在唐太宗时达到极盛。唐太宗即位后，推行“大阐文教”的政策：其一，贞观元年（627年），重建国子监，加强对官学的领导；其二，在贞观二年（628年），下令“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扩大生员名额，国子学取300名，太学取500名，四门学取1300名。国子学招收文武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子孙，太学招收文武五品以上中级官员的子孙，四门学则招收文武七品以上低级官员的儿子，限500名，另800名招收地方庶民中的“俊异者”。并先后恢复了书学、算学、律学；其三，贞观元年，唐太宗还在门下省设立一个特殊的高级学馆——弘文馆，馆内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20余万卷，精选天下名儒，如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等充任学士，讲论学术，商讨政事，并教授生徒。贞观十三年（639年），又在东宫设立与之相似的崇贤馆（后改为崇文馆）。弘文馆和崇文馆可以说是贵族学校，能够充任“二馆”生徒的一般是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和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儿子，名额极有限。至此，唐朝以“六学二馆”为代表的中央官学体系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