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当时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格鲁申卡回答，“当时大家叫嚷着说他杀死了父亲，所以我才感到这是我的错处，他是为我而行凶的。等到他说他没有犯罪，我就立刻相信他，现在还相信，而且将来也永远相信，他不是那种撒谎的人。”
轮到费丘科维奇发问。除了其他事情之外，我记得他问起了拉基金和二十五个卢布的事情，“为了他把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领到您那里来。”
“他拿我的钱，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格鲁申卡轻蔑地冷笑说，“他常到我这里来要钱，每月总要拿走三十卢布，差不多全是用在寻欢作乐上，他的吃喝是不用我帮助的。”
“您对拉基金先生为什么这样大方呢？”费丘科维奇不管首席法官怎样做出不耐烦的姿势，抢着问道。
“他是我的表弟呀。我母亲和他的母亲是嫡亲姊妹。不过他总央求我不要对这里的任何人说，怕为了我丢人。”
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新的事实是完全意料不到的，全城，甚至修道院里，至今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连米卡也不知道。有人说拉基金当时坐在椅子上羞惭得满脸通红。不知怎么回事，格鲁申卡还在走进大厅以前，就已知道他的供词是想害米卡的，所以生起气来。这样一来，拉基金先生刚才的整个那一番宏论，其中的全部高尚义愤，包括关于农奴制，关于俄国人散漫混乱的大胆论调，在公众的印象中便都彻底完蛋，全部破产。费丘科维奇很高兴：上帝又意外开恩了。整个说来，格鲁申卡被传讯的时间不是很长。她自然也不能说出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来。她给旁听的观众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印象。当她做证完毕，在大厅里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很远的地方坐下时，几百双轻蔑的眼睛集中在她身上。她被传讯的全部时间内，米卡一声也不响，好像变成了僵硬的化石似的，眼睛一直垂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