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到，我与李震杰就此一别，竟成永诀。我再回到那间地委会议室时，已经是二十年之后，那时李震杰已经死去十八年了。实事求是地讲，我与李震杰同志在历史上是一直搞不到一起的。但是，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好同志。他年龄比我大十岁。
我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拔了白旗之后，先是被贬到仓山县商业局当计划科副科长。1964年，我又被调到沧南县的李家庄公社当副社长。那些年我情绪很不好，变得不爱说话，有人说我总是苦着一张脸，大概是一副忧国忧民的呆相吧。（苦笑）“文革”中，我被下放到沧南县的一个村里劳动。农民们没有人嫌弃我，他们对我很好。那个村子里的造反派也没有整我。也许人们认为我实在是一只死老虎，身上已经实在没有油水可榨了吧。
1979年，我被平反，摘掉了“右倾”帽子，回到林山地区任副书记。二十年，世间有多少变化，我的职务如原地踏步。
地委安排我抓农业，我热火朝天地搞开了分田到户责任田。林山地区由此成了全省的一个农村改革的典型。1982年我调到了省里，担任了省委副书记。1985年离休。